“總體上，群眾對垃圾焚燒發電行業最為關心的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惡臭問題，另一方面是二噁英問題。前者在感官上對群眾影響較大，后者會對健康影響更大。”環境部環監局局長田為勇在今年6月的環境部例行發布會上曾這樣表示。
環境信息公開是企業“自證清白”，接受公眾監督，倒逼綠色轉型的有效手段。
7月18日，民間環保組織蕪湖生態中心在北京發布第四期《垃圾焚燒行業民間觀察報告》則繼續緊盯垃圾焚燒的信息公開問題。
該報告顯示，全國在運行的359座垃圾焚燒廠中，已有56座垃圾焚燒廠在企業官網公開了環境信息，這一數字與前三期的報告相比已有很大進步，但仍有四成垃圾焚燒廠未在網上公開環境信息，七成垃圾焚燒廠未公開煙氣二噁英監測數據。
另一方面，垃圾焚燒廠飛灰超標填埋嚴重、監管缺失，亟待制定政策加強監管。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報告項目團隊共調研安徽、江蘇、浙江和廣東共計121座垃圾焚燒廠的飛灰處置情況，發現部分垃圾焚燒廠飛灰填埋作業面過大未及時“覆膜”、飛灰轉移運輸未使用密閉車輛、比對《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抽檢樣品超標等問題。
報告建議：各地環保部門督促所轄垃圾焚燒廠盡快在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上全面公開其污染物排放信息；環境部開展關于垃圾焚燒廠監管情況的專項調查，明確地方環保部門對于垃圾焚燒廠的監督職責；各地環保部門徹查垃圾焚燒廠超標情況，及時按照“新標準”的規定開展監督性監測并對外公開，積極履行監管職責；環境部開展飛灰專項調查并發布進一步加強飛灰監管的通知，通過制度化的要求全面杜絕違規填埋現象。
四成垃圾焚燒廠環境信息尚未上網
盡管2016年11月29日，原環保部發布的《關于實施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的通知》，以及2018年3月27日環境部審議并原則通過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行業達標排放專項整治行動方案》，都一再要求垃圾焚燒廠煙氣要達標排放，但民間觀察的結果并不樂觀。
去年，原環保部要求以“裝、樹、聯”為重點，全面提升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的環境管理整體水平。環境部長李干杰今年6月份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上作報告時表示，目前投產運營的278家垃圾焚燒發電企業全部完成“裝、樹、聯”（依法安裝自動監控設備、在廠區門口樹立電子顯示屏、實時監控數據與環保部門聯網）。
報告項目團隊從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上統計了自動監測數據公開和達標情況，有數據顯示的45座垃圾焚燒廠2018年4月份累計顯示超標達6335次；申請到信息公開答復的46座垃圾焚燒廠中，19座煙氣自動監測存在超標；飛灰的監測數據公開情況更差，僅21座垃圾焚燒廠對此做了信息公開。
在報告監督性監測數據超標一欄，浙江的企業較多，對此，蕪湖生態中心垃圾焚燒項目負責人張靜寧解釋稱，“這并不能代表浙江企業做的特別不好，而可能是由于浙江監督性監測信息公開的最多，公開本身是一個好事情”。
報告顯示，359座垃圾焚燒廠全國仍有四成垃圾焚燒廠未在網上公開環境信息。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信息公開部經理阮清鴛認為，垃圾焚燒廠周邊往往少有居民，如果僅在企業大門口樹立顯示屏進行信息公開，這給公眾監督帶來一定障礙，“公眾很難說走一公里、兩公里去路過垃圾焚燒廠門口看一下這個數據”。
垃圾分類是實現垃圾焚燒總量控制的有效辦法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垃圾焚燒行業起步較晚，而由于我國垃圾產量大，環保基礎設施欠賬多，近年來各地陸續上馬垃圾焚燒項目。
“2017年全國城市垃圾清理量達到2.2億噸，2017年垃圾焚燒只有8000萬噸，占比34%。”光大國際總工程師邵哲如在接受采訪時說。
根據國家《“十三五”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能力占無害化總能力比例要達到50%，東部地區要達到60%。
零廢棄聯盟政策顧問毛達博士認為，國家在制定總體規劃時應考慮對垃圾焚燒項目的總量控制。“我們應首先實現讓現有的垃圾焚燒廠‘燒’得更好，怎么去達到？垃圾分類一定是控制總量最好的辦法。”
毛達認為垃圾分類與每個公眾有關，最好的策略是先從自身實現垃圾分類，“如果我們能做到垃圾分類，我們就不需要上這么多垃圾焚燒項目。”
二噁英檢測仍存困難
自2005年以來，光大國際在全國投入運行了53個垃圾焚燒項目。邵哲如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西方國家垃圾分類做得好，可回收利用的循環再利用，不能再利用的進行垃圾焚燒，“我們分類工作做的不好，因此焚燒企業責任就很大，該燒的去燒，不該燒的也去燒了，因此對垃圾焚燒過程中二噁英的控制就帶來更大挑戰”。
二噁英是垃圾焚燒廠必然會產生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具有很高的毒性，同時也是公眾最為關注的污染物。根據《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規定，垃圾焚燒廠煙氣中二噁英應該自行監測和監督性監測每年各開展一次。
但報告顯示，報告項目團隊通過觀察各省市企業信息平臺和企業官網發現，全國在運行的359座垃圾焚燒廠中248座垃圾焚燒廠未公開2017年煙氣二噁英自行監測數據，約占全國已運行垃圾焚燒廠近70%。報告項目團隊向104座未在線公開信息的焚燒廠開展信息公開申請，僅獲得6座焚燒廠二噁英的監測數據。此外，也僅有45座焚燒廠被主動公開煙氣二噁英監督性監測數據，僅占全國在運行焚燒廠的13%。
此外，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深圳零廢棄先后向135座垃圾焚燒廠的屬地環保部門，提交了焚燒廠試運行前和運行后每年大氣與土壤環境二噁英監測信息公開申請。共收到121座在運行垃圾焚燒廠屬地環保部門的有效信息公開申請答復。結果發現全部或部分公開環境二噁英監測信息的只有33座，比例僅為27.3%。39座垃圾焚燒廠環保部門答復未開展監測或無力開展監測，占總數的32.23%。而答復的33座焚燒廠的環境二噁英監測信息，信息公開的完整度不足四成，30座為企業自行監測的結果，僅有1座能按要求每年在同一監測點進行監測，有6座在運行期間出現過環境空氣二噁英監測濃度超過法規目前參考的年均濃度標準（0.6 pg TEQ/m3）的情況。
中國檢驗檢疫科學研究院綜合檢測中心工程師謝南南對此認為，二噁英監測技術能力不足、檢測費用高是客觀因素之一。
“已知的二噁英有200多種，每個化合物的成分都不太相同，難以實現在線監測。” 謝南南說，二噁英量級很小，耗材嚴格，在檢測過程中需要嚴格質控。所以對監測能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
此外，低價競爭也給專業的二噁英檢測帶來困難，“我們此前的檢測成本就要上萬元，但是國內普遍的低價競標降到了幾千塊，我們基本是靠食品的二噁英檢測來補貼環境二噁英檢測來維持。價格太低了。”謝南南說。
環境部或將對嚴重超標的垃圾焚燒廠采取懲罰性措施
目前，垃圾處理能力不足的城市正加快補短板。
“總體上，群眾對垃圾焚燒發電行業最為關心的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惡臭問題，另一方面是二噁英問題。前者在感官上對群眾影響較大，后者會對健康影響更大。”環境部環監局局長田為勇在今年6月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
田為勇說，垃圾焚燒廠擁有良好的設備，也需要有良好的管理。比如在惡臭的控制上，垃圾的儲存、運輸、處置等各個環節都可能出現跑冒滴漏，從而散發出異味；在二噁英的控制上，爐膛焚燒溫度達不到標準要求，就可能產生二噁英。他表示，環境部將緊盯重點環節，希望未來能推動垃圾焚燒廠實現高效清潔焚燒，與周邊群眾和諧相處。
盡管沒有像固廢、“黑臭水體”等專項行動一樣屢見報端，而實際上，垃圾焚燒發電行業達標專項整治已列為環境部重點領域專項行動中的重要一項。從環境部相關負責人處獲悉，光大國際等垃圾焚燒行業的領頭企業或成為這次專項行動中重點整治的對象。總部位于重慶的重慶三峰環境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雷欽平向表示，今年年初，環境部已向各企業征求意見，今后嚴重超標的企業將取消電價補貼等優惠政策。
“我們對這些懲罰性措施是非常支持的。” 雷欽平說，由于垃圾焚燒行業的準入門檻不高，部分小企業依靠政府補貼勉強運行，難以實現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控制。他表示，利用經濟手段對于嚴重超標企業進行懲罰，“這對小企業而言是致命的。” 不過，這一政策在征求完意見后還未公開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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